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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人师者的借镜——民俗学者张士闪

发布日期:2010年09月14日   来自:zbsz.net   作者:政宣室   浏览量:5837次

张士闪 简历


 
1964年11月出生于罗村镇洼子村
1971---1978  本村读小学和初中
1978---1980  淄博第九中学读高中
1980---1981  淄博第四中学读高中
1981---1985  山东大学中文系读本科
1985---1999  山东艺术学院任助教、讲师
1999---2005 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,文艺学教研室主任,硕士研究生导师
2001---2002  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
2002---2005  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【2005.5获民俗学博士学位】
2005---2008 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,艺术研究所副所长
2008---     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、博导【2008.8 】
《民俗研究》学术刊物(CSSCI)主编,《节日研究》执行主编
文化部中国节日文化山东大学研究基地主任

学术成果

1993年在国内首创“艺术民俗学”学科,以华北村落为基点,长年坚持田野调查,所构建的学科理论及研究框架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。所任课程“艺术民俗学”为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(2006),专著《中国艺术民俗学》被列为国家“十一五”建设规划教材。主持和参与国家级、省部级等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多项,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。

学术兼职

山东艺术学院兼职教授、艺术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
潍坊学院教授、山东省民俗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

 

知 错 不 究 的 老 师

张士闪



    2008年上半年,我从山东艺术学院调至山东大学工作。办理手续期间,心绪不免起伏。大致定局后,又格外珍惜每一次上课的机会,暗暗与我的本科教学生涯作别。我有些失落,甚至有点抑郁。等具体办起手续,自然是有人挽留,有人赞和,我这点抑郁幸好没被人觑破。想想以后要专做研究生教学了,咫尺之间与几个弟子谈学论理,娓娓道来,虽也别有情趣,毕竟与动辄上百人的合堂大课难以相论。想想那上大课的阵势就有点激动:一阵课桌磕碰、座椅挤压的乱响,知道学生已到得差不多了,抬望眼果见人头攒动;你随便开个玩笑,当即便有几十个反应敏捷的年轻人会意,爆出心领神会的笑声,教室前后遂成汹涌之势,个别走神的家伙不甘心错过这笑的机会,压低嗓音急切切向邻座打听发笑的起因,决定这堂课不再走神。 那是什么感觉!
    艺术高校的学生活泼、坦荡、好耍宝,做老师的高兴了,也可以跟他们反耍一回。比如,我喜欢在下课时听到掌声,不习惯一进教室门就迎面响起的礼貌掌声,没头没脑地。一旦遇到了,就可以板起脸一本正经地发表声明:“我希望上课前不要再发出这样的声音!如果下课时有掌声,那是对我一次课劳动的认可,证明我是个实力派老师;还没上课就有掌声,说明我顶多算个偶像派老师。我自觉有希望当实力派,请各位千万别把我硬扭成偶像派——那我也太惨了!”
    我山大一毕业即到山东艺术学院上讲台,一干竟有23年之久了。最后10来年里,我对上课学生点名制度甚抵触,一厢情愿竟提到职业尊严的高度——靠点名胁迫学生上课,这对做老师的简直是难忍之辱。有了这般“不足为外人道”的念头,我便我行我素起来,直至后来高校评估之风大兴而依然故我,这在同仁眼中恐怕已是不识相的老怪之类了。领导宽容,倒一直未与我一般见识。我的怪相其实从学期初与学生的“约法三章”就已显露端倪:1.可以早退,不可以迟到;2.可以睡觉,不可以打呼噜;3.可以带手机,不可用手机。既经约定,从未实行——迟到早退、课堂睡觉、手机乱响的情形倒也真的少见。放假前,我必定笑容可掬地向全体同学一学期来的相处与支持致谢,祝大家考试好运,心下十分充实。有时候,想到我的教师形象正越来越怪,告别本科教学却反倒不伤感了,我反复地对自己说:归去来兮归去来!见好就收吧,教了20多年过足了瘾,也值了!
    23年进出课堂,我一以贯之的原则是:对学生要多表扬;不满意时,可善意调侃一二;最最切要的,是永远地知错不究。本来,让学子“堂堂有所得”,是我的职业底限,亦我所能乐为之事,此外我不知有更切要者。

 


    对学子“知错不究”原则的形成与坚守,其实跟我当学生的部分经历有关。就读小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,对我影响很大。
    我上五年小学,学校就在家乡小山村里。五年间,各科目的老师几乎都是一以贯之下来,彼此相熟得很。我庆幸碰上了一个很负责任的班主任,兼任语文老师,也庆幸她一直教满了我们5年。在我的记忆中,她总是30岁左右的样子,算不得十分年轻,但也从不显老。表情永是真切,九分和蔼里藏一分严厉。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教我们期间出生的。在我心目中,班里40多名小学生就是她全部的孩子,想到她放学回家后还要照看亲生的孩子,不免产生几分嫉妒。模糊地记得,有段时间她怀有身孕、顽强地挪动身体到讲台上为我们讲课文,心里就很替她难过,又替她难为情,觉得这时候她应该完全躲在家里,不要抛头露面——这真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!后来,有别的老师代她上语文课兼任班主任一月左右,她就又回来了,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。如是两次,就一直正常下去了。
    记得我在上三年级时,也就是1973年,经历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。有天下午,我竟然逃自习课,跟随班里最爱捣蛋的几个孩子到附近一条河里去抓泥鳅,这是平生第一次。大家各自回家偷偷地提溜一个空罐头瓶,与死心眼就爱往沙坑里钻的众多泥鳅斗智斗勇,捉来放进瓶里,的确很是刺激、好玩。天色渐阴沉,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事情的不妙,一幕幕可怕的画面不断在眼前闪现:明天上课,班主任必定让我们一一起立认错,然后声色俱厉地狠批一顿,甚至会有人被赶出课堂罚站以示惩戒,而我父母当天就会知道这些。我心里无比沉重,一时间竟觉精神恍惚。我们的“带头大哥”却根本不把这当回事,他大约注意到我脸色的苍白,拍拍我的肩膀说:“死不认账!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    我至今仍弄不明白的是,班主任如何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,并在第二天一早首节语文课上即作出强烈反应。最倒霉的是“带头大哥”,还没上课就被叱责出教室门到太阳地里罚站;几位同伙陆续“起立”,受训诫若干,然后坐下继续听课;惟我未受任何处理。“漏网之鱼”的滋味并不好受,我心下惴惴,觉得事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果然,在第四节课后,几个犯错的家伙(包括我)又被班主任统统叫到空旷的大办公室里,要兴师问罪、再加惩罚。现在想来,是不是“带头大哥”向校领导告班主任状的缘故?她忽然就凶起来,冲着“带头大哥”大声吵嚷,大意是:你不是说老师有偏有向,嫌他们几个没陪你晒太阳么!你不是说我向着他(指我)没有受罚么!你要是学习好,我也不罚你!我今天就当着他们的面,跟你新帐旧账一起算!你平时揪女同学的头发,踢一脚,说是给谁一角钱(即“九毛一角”,谐音“揪毛一脚”),今天我全还给你!说完,当着我们的面她竟发起狠,朝他连踹出四五脚。
    忘了这事怎么收的场,反正,我们最后也还都是回家吃午饭,下午继续上学。我惶惑了好一阵,仿佛千不该万不该偏偏碰巧就看到了深不可测的“政治黑幕”。我甚至没有想到,凭着我的不受惩罚,“带头大哥”首先应该怀疑我是告密者,然后予以打击报复,但是事件到此为止没有再发生什么。再后来,我们各奔东西,我一路升学离家越来越远;“带头大哥”外出参军,好像还立了功,然后复员,每年都很光荣地去看望老师。再后来,老师退休了,搬到县城去住;“带头大哥”也搬了家,不知去向何往;我久居济南,回趟老家也是匆匆忙忙,大家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……
    我小学里的班主任姓张,名字很普通,叫张金香。

 


    1981年,我开始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上学。想不到在大三时,竟闹出一场不小的心理危机。
    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,心境依然熟稔,就好像一直储藏在内心某处,从来不需要想起,永远也不会忘记,只是至今仍不知诱因何在?是浸淫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、黑塞《轮下》之类西方小说太久的缘故?是“灰的天,灰的地”之类朦胧诗读多了?还是什么也不为,就是遭遇了“青春忧郁症”?反正,我在1983年的秋天忽然就觉得一切没意思了。人生无味,大学生活无趣 … …  我整日被这样的情绪缠绕着,终于爆发了。
    最初是借着过中秋节的理由,我回到家里,解释说学校已经没有什么课,于是呆在家里不走了。秋收秋种时节,家里凭空多出个劳动力,父兄倒也喜欢,我也以陶渊明的归耕园田堪堪自慰。很快地,国庆节来临又远去了,地里庄稼活都干完了,偏僻的小山村里似乎就我这么一个“多余人”游来荡去。家人觉得不对劲,一再催问,我将大致情况说了。父亲倒也并不觉得这事多么严重,只是催我快快回校上学。
    我选了一个周五,跑到离村30里外的张店,给我的辅导员吉发涵老师打电话,因为最近的公用电话就在那里的邮局。我在电话里磕磕绊绊地向吉老师做了检讨,表示了回去上学的意愿。电话那边,明显地呆住了,然后迟疑地问:“你是说,你从中秋节回家,这将近俩月时间一直在老家?”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,那边发出一阵难抑的大笑,并不停地重复着:“张士闪呀张士闪!要说别人做出这种事来,我还相信!像你这样的学生……打死我也不信有这种事!哈哈—哈哈—哈哈!”大笑不止。我嗫嚅着,再提出回校的要求,就听到那边一声干脆利落的答复:“你就不用回来了!”我一时呆住,还未等领会出这句话的所有份量,电话那头又絮叨开了,大意是:从下周一开始的两周全班要安排到烟台、青岛采访实习,中文系学生将来要当记者、作家嘛;我可以直接从张店上火车,与大队人马会合;新闻报道至少要写两篇,这是一门正式的课程,算入考试,等等……原来如此!
    三天后,我从张店上了火车,找到了全班同学的车厢,在喜气洋洋的气氛里找到了吉老师。他上下打量我几回,这回发出的是“嘿嘿嘿”的怪笑,嘟囔着:“张士闪呀张士闪!你不简单,嗯,不简单!以后你得好好表现。”我心里有一股暖流涌动:我又回来了,可爱的老师,可爱的同学,温暖的班级大家庭!一切又都跟从前一样,我的“忧郁症”也不治而愈感觉如初了。

 


    我后来当了老师,时常回味这两件事,感觉到它们在我心底已经扎了根。每一次回味,我都会自我警醒:千万不要伤害学生,哪怕学生真是有错。真要认真追究的话,我早该被山大开除了,还能在这里似乎永远正确、永远有理地当老师吗?即便时常自省,也不敢说就没有在不知不觉中对个别学生造成伤害,能不警心垂诫乎!我的这两个老师,在这方面比我优秀多了。
    我曾无数次地想过:为什么小学里的张老师单单没有处罚犯错的我?她难道知道,我在内心已用了恐惧、悔恨、担忧等方式给了自己很重的惩罚,她若再行惩罚会造成我的心灵创伤甚至一蹶不振?若真如此,她为什么又要惩罚其他同学,不怕伤了那些稚嫩的心灵?我也曾反复想过:大学里各项制度是很完备的,按照学籍管理制度我的逃学旷课节数,恐怕开除3次都绰绰有余,吉老师为什么没有依章办事,或把事情推给党委、教务处来处理?从他说话的口气里,我听不出他在包容我时有过任何犹豫,表现出一种爱护学生的优良品性。
    我调来山大工作之时,吉老师也获悉自己停招博士,这是退休前的软着陆期。2010年1月的一天,我约几位同学宴请他,既为表达一份久存心底的感激,也想当面问询那些个“为什么”。吉老师微仰了头,忆起我的事,说:“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谁都有糊涂时。我当辅导员十几年,就经手处分过一个学生,这是惟一的一次,现在心里还是不安生……当时那位同学同宿舍里的七位同学,一致要求给他处分,否则就不算完,我又有什么办法呢!”大家沉默了。一会儿,还是他先回过神来,嘟囔着向我解释:“你那事不算事,不算事!没想到你现在还记得。”是啊,那事的确不算事,不算很大的事。不过,要是当初吉老师没有那样处理呢?后来我又能身在何处、心又何如呢?

 

(特别感谢淄川区政府办公室李祖炬先生提供材料)